道歉的故事经典集锦

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错过才知天高地厚,伤了之后才知心有多苦。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关于道歉的故事，方便大家学习。

道歉的故事经典集锦 1

2012年8月底，德国西部城市施托尔贝格揭幕了一座名为“生病的孩子”的铜像。铜像造型是一个四肢畸形的儿童。一个没有双臂、双腿畸形的小女孩靠在一张椅子上，右边是一张空椅子，铜像底座中间写着“纪念那些死去的和幸存的沙利度胺受害者”。这是德国制药商格兰泰公司因为50年前一次失误，向欧洲民众道歉的一座雕塑。

20世纪60年代，德国制药商格兰泰公司通过对沙利度胺的研究，推出了一种新的镇静剂。这种镇静剂主要是针对孕妇早期怀孕时出现的恶心、呕吐等妊娠症状研制的。新镇静剂推出后临床实验效果很好，因此很快在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推广开来，而且市场销量也很不错。

几年过去了，一家社会机构的调查数据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德国新生儿的畸形率比过去的10年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对这项调查数据，一些科研机构开始调查原因所在，最后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及实验，终于知道了原因：原来格兰泰公司前几年新推出的镇静剂里的沙利度胺对灵长类动物有很强的致畸形作用，而这些畸形婴儿也正是因为孕妇服用这种镇静剂才出现的。

很快这种镇静剂就被禁止在市场上销售了。经过调查，格兰泰公司此前售出的药品已经导致了欧洲近万名婴儿先天畸形。很多婴儿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幸存下来的约2800名婴儿也不得不终生与残疾为伴。

格兰泰公司主动对这些婴儿家长进行了赔付，同时公司总裁施德博丽茨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种新药没有进行系统实验就开始市场销售而道歉，并且在德国电视台、欧洲之声等媒体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道歉。

1971年，格兰泰公司又投入了2亿马克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专门用来赔偿尚没有发现的沙利度胺受害者，并且在后来的几年里又追加了赔偿基金。同时格兰泰公司和德国药监局进行了合作，改进了德国新药的市场准入检验制度，避免了其他新药再次出现类似的情况。

可是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在接下来的每一年里，格兰泰公司都会公布新调查出的因沙利度胺镇静剂对婴儿造成的伤害及畸形婴儿的现状，同时发布一年里公司对这些婴儿的赔付情况及道歉声明。

2012年夏季，格兰泰公司宣布对20世纪50年代沙利度胺镇静剂的赔付结束，但是为了记住这个教训，决定在当时首先发现畸形婴儿的城市施托尔贝格建一座雕塑。

在雕塑落成后，一些记者采访了格兰泰公司的发言人：“作为一个制药企业，为50年前的错误而进行这样长时间的道歉有必要吗?”

这位发言人说道：“也许50年前的错误是无心之过，可是如果在发现错误后不去改正，就是不可饶恕的错误。用50年来改正一个错误很有必要，它提醒了我们，做药一定要有考虑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觉悟。而这座雕塑的落成，则是我们永远的警示牌。它警示着我们一定要用良心去做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上帝赐予的最宝贵的东西——生命。”

道歉的故事经典集锦 2

黛西是一个住在英国伦敦市中心特拉法加广场附近的女孩，今年刚满12岁。

今年3月13日开始，她亲眼目睹广场上多了一座巨型的建筑。那是一座奥运会倒计时的时钟，这座钟以钢为主料，高8。5米，宽5米，重约4吨，由10个人用了两天时间拼装完毕，以日、时、分、秒4个时间单位倒计开幕时间。伦敦奥组委14日晚在开幕倒计时500天的庆祝活动中，为这座倒计时钟揭幕。

15日中午，黛西像往常一样去上学。途经特拉法加广场时，她发现这座巨型时钟竟然停止了，时间定格在距开幕500天7小时6分56秒。奥运会倒计时时钟使用不到一天便出现故障，这对于即将举办2012年奥运会的伦敦来说，简直就是耻辱。于是黛西在求助父亲后，直接把电话打到了奥组委。奥组委的工作人员态度很傲慢，认为这只是个小问题，不值得大惊小怪，也未承诺立即派人去维修，随后很快挂断了电话。

黛西很气愤，她突然想起了报社，决定借助媒体的力量。她在附近的报刊亭买了份当天的《伦敦时报》，根据报纸提供的新闻热线，把这个事情爆料给了媒体。媒体马上派出了记者赶赴现场，确认了事实，及时抓拍了当时时钟时间定格的照片，并且在第一时间联系了奥组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同时把照片发给了他。塞巴斯蒂安立即安排人员去现场确认，并且要求时钟制造商欧米茄做出合理的解释。欧米茄派出了3名技术维护人员前去维修。维修过程中，钟面显示时间一度由500天变为201天，后为208天，甚至出现白屏。经过数小时的努力，倒计时钟终于恢复正常。

随后，欧米茄发表声明：时钟停摆是因技术故障。

启动倒计时钟是每届奥运会的一项传统，标志赛事筹备工作进入倒计时阶段，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为什么得知时钟坏了，奥组委却没有第一时间前去维修处理?”面对媒体的尖锐质疑，塞巴斯蒂安·科面对广场上所有民众，惭愧地低下了头，并且做了最诚挚的道歉。他说：“我代表奥组委向所有的英国民众道歉，奥运会倒计时时钟的故障，是我们的错!”停顿片刻后，他又接着说，“我还要感谢黛西，是她的努力让这个尴尬和耻辱的时刻能够提前结束!”

道歉的故事经典集锦 3

刘文俊经营的“天缘酒家”处在天缘路商业中心，是寸土寸金的地段。“天缘酒家”面积不大，只有十六张桌子，但由于身处繁华位置，人流量大，每天到他这里就餐的人络绎不绝，翻台率极高，刘文俊赚得是盆满钵满。

这几天，刘文俊有些不高兴。原来，在“天缘酒家”的旁边，有一幢老楼拆了建新楼。天缘路是老街，街道很窄，拉建筑材料的车不能直接开到建筑工地，很多时候车子都是停在外面的宽马路上，卸下材料，由农民工运送到工地上。到建筑工地必须从“天缘酒家”门前经过，农民工们扛东西，经常塞住客人到“天缘酒家”的路;有些农民工不注意，还把饭店门前摆设的花草踩坏不少，让刘文俊心里很不舒畅，认为这些农民工挡了他的财路。

刘文俊打心里看不起农民工。农民工穿戴邋遢，还喜欢抢劫和小偷小摸，说得好听点是农民工，说得难听就是强盗和乞丐。一天下午，爱车如命的刘文俊停在门口的刚买的“现代”轿车被划伤了一块，车面上的划痕明显是被金属钝器划的，他格外心痛。早上，他看见那帮建筑工地的农民工抬的是钢筋，便认为这准是他们干的。心里就想找碴，报复那些农民工。

过了几天，那帮农民工开始背脚手架。有个年轻的农民工叫任小元，见停在门口的轿车很漂亮，经过时就用手摸了一下，这被时刻注视着他们行动的刘文俊看见，他马上叫来几个服务员，把小元围住，按倒在地，一阵猛踢。

开始，那些农民工没反应过来，见小元挨打，都还在呆头观望，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有个大胡子是这伙农民工的头，喊着：“快救人哪!”那些农民工才上前把小元护住。大胡子把小元抱起，见小元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身上到处都是血，就气愤地问刘文俊：“你们为什么打他?”

刘文俊说：“他弄坏我的车。”小元虽然伤得很重，但仍然坚持着说：“不是我，我只用手摸了一下。”

刘文俊说：“前几天，我的车被划伤了，只有你们抬着东西在这来来往往，不是你们这帮乡下人，你说是谁?”

大胡子瞪大了眼，说：“原来只是怀疑，你就把别人打成这样，难道我们农民工的身子就这么不值钱?你今天要给我们一个交待!”

刘文俊见身边的农民工越来越多，有的还拿着钢筋和铁锹，怕动起手来，自己不能全身而退，就给派出所所长打了个电话。所长和刘文俊是拜把兄弟，他在刘文俊的酒楼里有股份，是这个酒楼的股东，每年都有分红。

一会儿。所长带着几个警察赶到，所长对那些农民工吼道：“把家伙都放下，听见没有，谁想闹事。我就把谁抓起来。”见“救星”来了，刘文俊总算松了一口气。那帮农民工见警察来了，也都把手中的家伙放在地上。所长忙把刘文俊叫过来，问清了事情的起因。他又到农民工那边看了看，见那年轻的农民工伤得很重，忙问谁是农民工领头的?那个大胡子说他就是。所长让大胡子先把伤员送到医院，明天和刘文俊按时到派出所去接受处理意见。

大胡子把任小元送到医院，经过检查，他全身有多处开放性伤口，软组织严重受伤，皮下有淤血，几根肋骨骨裂。大胡子叫胡大卫，是这些农民工的包工头，是他把任小元从村子里带出来的，见任小元伤成这样，他说：“小元，我一定给你讨回一个公道。”

第二天，所长同刘文俊和胡大卫一块，商量这件事的处理办法。所长偏心，袒护刘文俊，把黑白混为一团，认为双方都有过错，农民工弄坏了刘文俊的车，刘文俊打伤了小元，这件事就算扯平了，以后双方不得再生事端。胡大卫听了，对所长说：“这么处理，我不服。车不是我们弄坏的，刘文俊必须给小元赔偿医药费，打人者必须给小元赔礼道歉。”

所长把桌子一拍，对胡大卫说：“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你大概是不想在这里做事了。”

胡大卫不敢得罪所长，怕警察天天找碴。他知道警察对付农民工有几个绝招，不是查暂住证，就是天天搞检查，让你一天到晚不能安心做事，只好怏怏地回到工地上，把处理结果告诉给手下的农民工。那些农民工都很气愤，说：“明明是他们动手打人，为什么说是我们的过错?”有的农民工说：“忍下算了，谁让咱们是外地人，谁让咱们是农民工，是三等公民呢?”听了这句话，所有的人都沉默了。城里人看待他们这些农民工，就像看待小偷和乞丐。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城里人对农民工都有一种无形的歧视。

想到这里，胡大卫把拳头一攥，说：“谁说咱们是三等公民?这个城市不是咱们一手建起来的吗?我宁可不开工做事，也一定要找那个饭店的老板讨回公道。”

第二天十一点的时候，“天缘酒家”来了四十多个客人，走进酒店，三三两两地占满了大厅的十六张桌子。他们就是附近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

服务员上前问他们吃什么，他们每桌都只点了一道菜，有的点的是花生米，有的是大白菜，还有的是豆腐乳。服务员问他们还要别的吗?他们都说不要了，拿着筷子，慢慢地吃。

这时，正值午餐高峰，来了很多客人，他们把头伸进来，见里面的位子客满，就转身到别的餐馆去用餐。

这四十多个农民工似乎不是来吃饭的，他们更多时间是在聊天，一碟子花生米或者一盘小白菜一直吃到下午两点钟要上班了，才慢慢地散去。

到了下午六点的时候，店里又来了四十多个农民工，他们像中午一样，占满了十六张桌子，每桌点了一道小菜，一直到晚上八点钟才统一离开。

晚上，刘文俊一结账，就傻了眼。平时，一般都是一万多元的营业额，今天才有五百多元。刘文俊心里明白，是这帮农民工搞的鬼，他们把位子占住，想把自己的酒店搞垮。他打电话给派出所所长，请所长想个法子。所长答应刘文俊，明天派两个人去给他维持秩序。

第二天，所长果然派来两个民警，刘文俊心里想：“这下，我看你们怎么办。”

到了中午时分，那些农民工果然又来了，却被两个民警拦住，不允许他们进去。那些农民工不干了，对那两个警察说：“我们进去吃饭，你们凭什么拦我们?哪条法律规定你们警察不准农民工吃饭的?好像警察不是管这个的吧?”可不管农民工怎么说，两个警察就是不让他们进去。

四十多个农民工进不了餐厅，就把餐厅的门堵住，其他吃饭的客人也不能进去。天缘路是商业中心，是全市最热闹的地方，一会儿，“天缘酒家”门前就人满为患，黑压压的人群把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有好事者给报社打了个电话，说这里有“猛料”，报社和电视台的人很快赶到这里，对这件事进行新闻报道。见记者来采访事情闹大了，两个警察忙撤了回去。

到了晚上，刘文俊一结账，一天营业额才一百多元钱，这点钱连水电费都不够，更不用说房租和大厨、服务员的工钱了。照这样下去，他的酒店撑不了几天就要关门。刘文俊忙打电话给所长，让所长一定要多派一些警察，要不然，他这个店开不下去了。谁知，这次所长一听见是他的电话，就把他骂了一顿：“刘文俊，你可把我害惨了，我现在自己还顾不过来呢。”

刘文俊还没回过神，只见一个服务员小姐拿来了一张晚报，对他说：“老板，我们上报纸了。”刘文俊拿过一看，只见报上写着“歧视农民工——酒家竟不让农民工进店吃饭”，还把两个警察把守大门的照片印了出来。刘文俊这才明白，为什么所长生那么大的气，原来，报上还写了自己请警察看大门，给自己打“保护伞”!

第二天，派出所打来电话，让刘文俊去一趟，说是要重新处理上次殴打农民工任小元的事。刘文俊赶到派出所，见以前的所长已被撤职。原来，这件事被媒体曝光后，市公安局对此非常重视，在了解真相后，迅速撤换了天缘路派出所所长。新任所长当着刘文俊和胡大卫的面，重新宣布了处理意见，由刘文俊先赔偿任小元的医疗费。

新所长问胡大卫还有什么要求，胡大卫说：“我代表任小元，要求刘经理去医院给任小元道歉，从此恩怨一笔勾销。”

刘文俊原本以为那些农民工会借机为难他，向他索要误工费、营养费和精神损失费，但胡大卫只要他道歉。刘文俊这才明白，那些农民工来城市打工，不仅仅是为了挣钱，他们更需要城里人对他们起码的人格尊重。

报纸又登出这样一幅照片，是刘文俊在医院给小元鞠躬道歉，取名为“城市道歉”。说的是：农民工为我们城市创造了许多财富，而城市人却用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我们代表城市，应该向他们道歉。

道歉的故事经典集锦 4

朋友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她到北欧某国做访问学者，周末到当地教授家中做客。一进屋，问候之后，看到教授五岁的小女儿。这孩子满头金发，眼珠如同纯蓝的湖水顾盼生辉，极其美丽。朋友带去了中国礼物，小女孩有礼貌地微笑道谢，朋友抚摸着女孩的头发说，你长得这么漂亮，真是可爱极了!

教授等女儿退走之后，很严肃地对朋友说，你伤害了我的女儿，你要向她道歉。朋友大惊，说我一番好意，夸奖她，还送了她礼物，伤害二字从何谈起?教授说，你是因为她的漂亮而夸奖她，而漂亮这件事，不是她的功劳，这取决于我和她的父亲的基因遗传，与她个人基本上没有关系。你夸奖了她，孩子很小，不会分辨，她就会认为这是她的本领。而她一旦认为天生的美丽是值得骄傲的资本，她就会看不起长相平平甚至丑陋的孩子，这就成了误区。而且，你未经她的允许，就抚摸她的头，这使她以为一个陌生人可以随意抚摸她的身体而可以不经她的同意，这也是不良引导。不过你不要这样沮丧，你还有机会弥补。有一点，你是可以夸奖她的，这就是她的微笑和有礼貌。这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

请你为你刚才的夸奖道歉。教授这样结束了她的话。

后来呢?我问。

后来我就很正式地向教授的小女儿道了歉，同时表扬了她的礼貌。朋友说。

从那以后，每当我看到美丽的孩子，我都会对自己说，忍住你对他们容貌的夸赞，从他们成长的角度来说，这件事要处之淡然。孩子不是一件可供欣赏的瓷器或是可供抚摸的羽毛。他们的心灵像很软的透明皂，每一次夸奖都会留下划痕。

道歉的故事经典集锦 5

爱尔兰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欧洲少有的几个虔诚信仰宗教的国家之一。它民风淳朴、人心善良、一直是一个极为平和的国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民族，在上世纪却犯下了虐待洗衣女工的错误。

那是1922年至1996年期间，爱尔兰教会组织将超过1万名妇女送往“玛德莲洗衣工场”充当免费劳工，因为这些女性被怀疑属于“失足妇女”，包括那些未婚怀孕或在这个以罗马天主教为主的国家被标记为淫乱或轻浮的女性。

13岁的爱丽娜就是在那时候被人稀里糊涂地送进了洗衣工场。来到这里后，小小年纪的她，被人强迫每天干和成年人一样的活。可是，她毕竟还是个孩子，每当别人洗完了一天的衣服下工后，她却还有一大堆的衣服没有洗完。面对这样一个孩子，那些教会成员负责人，非但没有同情她，怜悯她，反而对她进行了责罚，白天洗不完，那就晚上接着洗，直到把衣服洗完才允许睡觉。而80岁的奶奶级人物珍妮弗也未能幸免于难地被送进玛德莲洗衣工场。在这里，她同样遭到了非人的苛责，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使珍妮弗很快就累得直不起腰来，那些教会成员负责人哪管这些，每天依然指使珍妮弗上工。可怜这个80岁的老人，最终却没能走出洗衣工场。

而在玛德莲洗衣工场，无数的洗衣女工和爱丽娜、珍妮弗的命运一样，她们的身体遭到了摧残，她们的精神受到了创伤。而在这些洗衣女工中，最小的只有9岁，最老的却是89岁。他们被送到马格达伦的教会洗衣房，在恶劣环境中超负荷工作，却从未获得分毫酬劳，相反，教会组织却以商业机构模式经营这些洗衣工场，进行对外牟利。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场虐待女工的事件里，超过25%的女工都是由爱尔兰政府送去玛德莲洗衣工场的。所以，尽管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已经走远，可是那些幸存的洗衣女工，因为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向政府申诉。直到2011年7月，爱尔兰政府对这起事件才正式给予了重视，由前爱尔兰总统玛丽·麦卡利斯的参议员丈夫马丁·麦卡利斯负责调查此事。

当马丁·麦卡利斯将调查结果送到政府面前时，政府内部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有人说：“在爱尔兰，一旦被标记为‘失足妇女’，就应该承受苦痛并无法得到理解。”此言一出，舆论哗然，那些“为玛德莲寻求正义”的人们将政府办公室围了个水泄不通，要求以总理为代表的政府立刻向洗衣女工道歉，并呼吁政府建立一个透明公正的补偿机制，包括为所有幸存者订立赔偿条款，提供救济等。

在舆论的压力下，2013年2月19日，爱尔兰总理恩达·肯尼代表政府向媒体公开回应：承认爱尔兰政府曾让部分女工受苦，并向上个世纪遭教会洗衣房“剥削”的洗衣女工道歉。承诺对玛德莲洗衣女工的幸存者及死者家属进行赔偿。至此，这起虐待洗衣女工的事件才终于告一段落。

在灵魂的天平上，一个人，无论高低贵贱，尊严是等值的，人格是平等的。爱尔兰总理能够代表政府向洗衣女工道歉，彰显的是一个国家对人格尊严的尊重，这样的尊重，是一个国家走向强盛的希望所在，也是焕发一个国家人格魅力的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