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故事汇总精选总结

乡村生活是自由自在的，乡村生活是无拘无束的，乡村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你知道描写乡村的经典故事怎么写吗？今天小编在这给大家整理了一些描写乡村的经典故事，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乡村故事汇总精选总结 1

★关于价值的经典故事★

★古代儿童经典故事★

★三国演义的经典故事★

★改变人生的经典故事★

★史记中的经典故事★

乡村故事汇总精选总结 2

郭固集每一代村民中都能出现几个站在村头高岗和郭固坡堤堰上眺望的人。在对外边世界无穷的探索欲望驱使下，从大脚时代、牛车时代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两个好奇的勇敢村民，背上行囊，或白天含泪告别亲人，或趁着夜色一声不响，脚下踏着开始是迟疑的、最后坚定的咚咚声响，眼神中燃烧着痴迷的热情，从五道街分别通往东西南北的村口出发，最后回望一眼家乡温暖的炊烟和浓郁的树冠，沿着没有尽头的乡村小路，西去、东进、北上、南下……

若干年后，他们中的大多数总能高头大马地衣锦还乡，陪伴他们的，不仅有一身的官袍，也往往有一位美丽的异域女子;他们不仅带来了族人的荣耀，也带来了远方的消息。

这些有出息的郭固集子孙脸上的激动和荣光，激发着更多的年轻人，象他们当年那样，为了荣耀，为了对远方的渴望，为了一位梦想中等待着他们的美丽远方女子，在越来越拥挤的大路上，一次次地出发、出发……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村人们看到，又一代早年走出去的勇敢村民们回来了!

出乎村人意料的是，这些归乡游子中的一些人不再高头大马、红光满面，而是灰头土脸、失魂落魄;陪伴他们一道回来的，不再是美丽的城市娇娘，而是扛着枪的军人;他们不再春风得意地手捧官封御赐锦书，而是灰溜溜地掖着一纸同样由官家发放、却证明他们另类身份的判决书;他们头上箍着的，不是镶金缀银的乌纱帽，而是一顶尽管看不见形状颜色、却牢牢地扣在他们心上的黑帽子——右派分子。

周红燃就是这样一名郭固集归乡游子。

八十年前，村中并不十分富裕的一户周姓人家子弟，象世代走出去的郭固集先辈那样，怀揣着一个少年人的梦想，从北大庙出发，一路北上求学。当家人天天盼着他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他却一去多年，音信全无。也难怪，他出去的时候，中国人在和日本鬼子打仗;家人算着他学业完成的时候，中国人在和中国人打仗。那时，没有邮局，至少郭固集是没有那样的洋玩意儿的，出门在外的亲人消息大多通过本村或邻村的熟人传达。可惜，在那个战乱年代，十里八村几年里再也难得有一个村人敢于出去或能够出去;敢于或能够出去的，象当年的周家小子，也难以有机会回来。战乱阻断了交通，也阻断了亲人间的相互思念。

好在，艰难时代的人们心理承受力格外强，对于外出长年不归的游子，家人只当他们正在这个世界上某个遥远的角落享受着荣华富贵，或者，早就一命归西，将一把骨头撂在了异乡他国。家人们照常生活，只在一些特定的时刻，比如逢年过节，比如某个深夜，才默默地在心里想起他们，并无奈地偷偷流泪。

直到50年代初期，周家亲人们惊喜地收到了一封人民邮递员带来的书信，他们已经二十年杳无音讯的儿孙周红燃同志现在正转战在大西南，已经是一名解放军的文职干部了。

这个时候，书信中大学堂毕业的儿孙文绉绉的思念之辞已经不是让家人们最激动兴奋的了，让家人激动和兴奋的，是书信本身，是书信传达着的他们的儿孙还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消息;一张周家儿孙戎装威武的照片，更传达出，他们的儿孙不但还活着，而且活得还很不赖，很风光。八十多岁的周奶奶和六十多岁的周爹爹周妈妈尽管都不识字，但他们抚摸着那封书信，抚摸着儿孙容光焕发的照片，就好像抚摸着儿孙如今肯定已经爷们了的脸蛋;他们一会儿乐呵呵地笑啊笑，一会儿却又呜呜地哭啊哭……

二十年啊!二十年，他们本来认为已经客死他乡的儿孙竟然还活着，而且作为一名朝廷命官、军中大将活着!

象款待报喜讯的官府差役一样，周爹爹塞给邮递员一个裹着家里仅有的几毛钱的红包，邮递员笑呵呵地谢绝了：“大爷同志，军属同志，时代不同了，现在是新社会了，我不是封建衙门的差役，我是人民的邮递员。”

周家儿孙以书信和照片的形式衣锦还乡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郭固集，传遍了十里八村。村党支部书记第一次正式登门拜访这个富裕中农家庭，还由大队出钱，在周家摆了一桌酒席，庆贺周家出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孙，庆贺郭固集又出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孙。被村人们无意中疏远了的周富裕中农，从此成了格外受到尊敬的军属家庭，周家人二十年搀杂着揪心痛苦的生死思念，从此变成了光荣、希望和等待。

又过了两年，红燃乡亲又寄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已经退伍回到了北京，刚刚安排了工作，而且是带官衔的工作，而且官衔还不低。信中说，他的级别是处级。处级有多高有多粗，郭固集的庄稼人当然摸不着头脑。好在，村里有走南闯北见过世面因此也略通一点职官学的乡亲，一位这样的乡亲说：处级相当于县级，也就是相当于咱们滑县县长，清朝时候的滑县县太爷!

天呐!整个郭固集人齐声惊呼：咱郭固集出了县太爷了!周家出了县太爷了!要知道，在郭固集和周边十里八村活着的人们用力往上查的历史中，还从没听说过哪个村哪个朝代出过县太爷啊!周奶奶周大爷周大娘几乎不敢相信，他们当年那个毛头小子竟然成就为一名县太爷，一名头戴乌纱身穿锦袍坐着大轿走路都有衙役鸣锣开道的县太爷!

但从此，周家人脸上的神色却有点不同了。这种不同可不是官老爷家属的狗仗人势，郭固集有出息的人家从来长不出这样的恶习，他们会觉得，不管家里人多么有出息，归根结底，他也只是郭固集的一个庄稼人，是喝着郭固集水井里的水、吃着郭固坡里的粮食长大的郭固集儿孙。他可以在外边耍光棍，回到郭固集，他就只是一个儿子孙子、侄子兄弟。这样的观念在郭固集延续了一辈又一辈，直到几年前，村中几个儿子孙子靠着芝麻村官的长辈搜刮来的钱财买路混进了城市、拽着七大姑八大姨的腰带混进了城市，在城市并未作官而仅仅是给当官的跑腿抬轿却在乡亲面前耀武扬威，这样的观念才开始一点点地土崩。

红燃家人没有因为儿孙在外做了相当于县太爷的大官而在乡亲面前趾高气扬，相反，他们更厚道更热心了，看到谁家有困难，他们会主动地帮衬一把，尽管他们这个大家庭现在也并不富裕。小人一旦得势，大家都要遭殃;厚道的人有了出息会更厚道，大家也跟着沾光。

然而，当郭固集人尚未从“周家出了个县太爷”的激动中平静下来，一天，集南头的村民跑到北头的周家报信：你们家红燃回来了!周家人一阵狂喜。但看看报信村民的眼神脸色，又感觉不对劲。

不一会儿，郭固集乡亲周红燃在两名穿着绿军装的年轻战士的“护送”下，走进了阔别二十几年的周家小院。他时而象县太爷一样，叉腰打量着院子里他亲手栽种的石榴树，时而又是一个离家多年的游子，深情地拉着奶奶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了好几次，但终于没有掉下来。然后，他乐呵呵地招呼着赶来的乡亲，掏出他的大前门香烟，一支支地散给老少爷们。

难道红燃乡亲——这个在北京被人家勒到头上一顶“右派”分子帽子的人，是在装?

哈哈!城里人是很难理解我们郭固集乡下人的。在郭固集，只要不是做错了事，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那些官帽子孔方物只是势利之人的装饰物，好像小孩子屁股后边的补丁，乡亲们不在乎。假如哪个人做了坏事，即便他是一个比县太爷还要粗大的大人物，即便他腰缠万贯，我们也不在乎他。当然，也有个别村民鸽子眼，不分香臭地喜欢落到高楼屋脊上。但这样的败类代表不了郭固集人。

右派分子周红燃回来了!

起初，村民们和周乡亲之间有些不习惯，彼此在大街上碰了面，感觉有点别扭。不是乡亲们势利眼，相反，淳朴的乡亲担心红燃兄弟、红燃侄子或红燃爷爷红燃叔叔戴着那顶老右帽子，他自家首先会在乡亲面前不好意思。不过，乡亲们很快发现，红燃乡亲没有这样的不好意思——没有做坏事，干吗要不好意思呢?他见了每一位乡亲总是大大方方，该称呼什么就称呼什么，该怎么打招呼就怎么打招呼，好像根本就没惦记着自己曾经相当于滑县县太爷，没惦记着自己头上有一顶花里胡哨的高帽子。

于是，越来越多的街坊邻居喜欢吃过晚饭后，或干脆在吃饭的时候端着饭碗，到红燃乡亲家里或者家门口，大家蹲在红燃家的门楼下，或者坐在门口的青石碌磙上，听这个见过世面、见过大世面的周家子弟，讲大学堂里的新鲜事，讲南征北战的战斗故事，讲西南剿匪的惊险经历，讲北京天安门的雄伟壮观。当然了，有时也听他笑呵呵地讲一讲不同地方的女子不同的风格：江南女子水一样的温柔和精明，北京女子大北风一样的直爽和朴实……

就这样，周红燃——这个当年被乡亲寄托着莫大希望和荣耀、如今沦为连一般的贫下中农身份都没有的右派分子、郭固集儿孙，在离开郭固集二十年后，重新回到了郭固集的怀抱，并且仅仅经过一年半载，他就已经悄无声息地重新成为一名普通的郭固集村民。在乡亲眼里，在他自己眼里，他与其他乡亲没有丝毫的区别。即便当红燃家人与村人发生邻里纠纷的时候，也从来没人提起、也可能从来没人想起过他的特殊身份。也就是说，大家已经忘记，周红燃的头上原来是戴着一顶帽子的，一顶和乡亲们夏天的草帽、冬天的棉帽不同的帽子。郭固集人不知道什么是政治，不知道什么是阶级，在我们这里，只有街坊邻居，我们只是根据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判断好恶。

想一想有些“地富反坏右”在他们生活环境里的遭遇，看一看今天网络上一群群人的主动入圈，郭固集真是一处和谐温暖的世外桃源啊!或者说，郭固集是一处正常人的世界。

就这样，作为郭固集村民的大学堂毕业生、曾经的朝廷命官周红燃乡亲，在郭固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眨眼又是几十年。下一代人长大的时候，干脆不知道他曾经读过洋学堂、扛枪吃过兵粮、做过相当于滑县县长的大官，更不知道他头上竟然一直箍着一顶看不见的帽子。新生代对他的印象是：一个瘦高精干的农民，一个出口成章的农民，一个喜欢说真话的农民。当然了，还是一位长者，一位动不动就教训孩子们的长者。其它的，新生代们一无所知。只是在他屡屡给村干部上上政治课、搞得人家下不了台的时候，家人才会提醒他：别忘了摸摸你头上的紧箍咒!

不过，即便这样的时候，别说普通村民，就是那些被他呛得张口结舌的村干部们，也想不起他的老右身份，人家实在生气了，也只是在背地里骂他：老别筋!认死理!

的确，也许正是红燃乡亲的“老别筋”和“认死理”给他挣来了一顶“老右”的帽子;也许正因为戴着一顶老右的帽子，他也更加“老别筋”和“认死理”。正象他说过的：我要对得起“右派”这个光荣的称号啊!

这样的话，不是那个年代说的，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在他被彻底摘掉了老右帽子并且补发了几十年的工资后，他公开声称的。当时，他一下子领到了几十年的工资，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抵得上郭固集一道街半年的国民收入啊!村子里再次为红燃乡亲掀起了惊喜的狂潮，几十年来和他关系不错的老少爷们纷纷跑到他家里，喝他的喜酒。已经快六十岁的红燃乡亲，好像焕发了第二次青春，大宴宾客好几天。哈哈!说是大宴宾客，不过是到集南头买几只王记烧鸡，掂几瓶几块钱的“张宝林”，自家再弄几个醋溜白菜、炒鸡蛋什么的。这样已经够热闹够气氛了。

乡亲中有人恭贺：“红燃叔，祝贺你又恢复工作了!”有的道喜：“红燃哥，你一下子领了这么多工资，等于公家替你攒了这么多年的钱啊!要是你按月领，说不定现在攒不住几个。”

最高兴的当然是红燃的儿孙们，他的三儿说：“爹，这么多钱，受了这些年苦，也值了!”

快六十岁的老右派周红燃突然声泪俱下，嚎啕大哭：“儿啊，三十年啊!这是你爹我三十年的青春啊!整整三十年的大好时光啊!”

那一阵子，平时喜欢高声演讲的红燃乡亲整天很少说话，还在床上躺了两天。起床后，他老人家置办了一身涤卡布料的中山装，刮干净了胡子拉碴，尤其还到县城买了一只五块钱的钢笔——那可是一大笔开支!然后，把钢笔别在中山装上衣口袋盖子上那个专门用来插钢笔的洞洞里，容光焕发，青春二度，到南地的郭固寺中学上班去了!

郭固寺中学两三代的学童们至今记得周红燃老师那有点苍老却依然洪亮的讲课声。几十年不在讲台和主席台上讲话了，开始，学生们怀疑周老师的执教能力，但几节课下来，学生们至少耳目一新的。在当时依然笼罩着的说教式教学氛围中，周老师却能在给学生们传授科学知识的同时，也传授做人的道理，所谓传道授业解惑。周老师认为，如果学校不能教育学生做真人说真话，那么，读书就没什么用了，就是在白白浪费宝贵的青春时光，不如及早下学回家种红薯。

当时的初中刚刚开设了生理卫生这门课程，其中一个章节介绍男女生殖系统，学校的男女青年教师抹不开脸讲这门课。周老师自告奋勇：“我老了，脸皮厚了，我来讲。一个人只有了解了自身生理结构，了解了男女之事，才能够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周总理早就教导我们，要及时对青少年开展生理卫生知识教育。为了他们的法西斯专制目的取消了这门课程，就是为了禁锢人民群众的思想啊!”

结果，由周老师的生理课为启发，郭固寺中学的男女学生们第一次了解了自身的构造，也借此脑筋开窍。此功德，比学习初级高等数学更有意义啊!

几年后，周老师光荣退休。

此后的许多年里，老人家享受着退休金不断增长的生活，但并不安逸地度着余生。随着人们思想的越来越开放，尤其是随着干部作风的越来越开放，周红燃——这个当年的老右派旧病复发，好了伤疤忘了痛，时常唠唠叨叨，时常看这不顺眼看那不习惯：看到小青年染了红的黄的头发唠叨;看到村干部整天泡在饭店里唠叨;读报纸的时候唠叨，看电视他还唠叨。奇怪的是，喜欢听他唠叨的村民很多，用村民的话说，周老师唠叨得在理!

时间长了，他成了村里另一种力量的代表。什么力量?让村民欢喜最主要的是让村干部不舒服的力量。这种力量是那样的让村干部不舒服，以至于看到周老师从远处走来，村长杜小秀就会赶忙借故走开：郭固集第一大学问人来了，我闪!

哈哈哈哈!

让郭固集“有史以来第一大混家”杜小秀这个土霸王如此害怕如此避之唯恐不及的人，一定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有力量有智慧的人!总的一句话，一个好人!

周红燃，你是咱们郭固集的保护神啊，比北大庙里的泰山老奶更能保护老少爷们!

当然，村干部和个别整天跟在村干部屁股后头混酒喝混屁吃的村民也会尖刻地说：哼!再来一场革命，你周老别筋还得戴上右派高帽!

其实，这些庄稼汉不知道左派和右派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村中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了，连博士硕士都出了好几个，按照他们的说法，以周老师这样激进的态度，当年咋就成了右派呢?他分明应该属于激进的革命左派阵营啊?这些年轻的硕士博士们也闹不明白，左和右其实也并非简单的左和右。

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这个问题是政治家和城市里的政治狂热者的首要问题，却不是我们郭固集人的首要问题。因此，郭固集人是很难区别左和右的——说错了!不是郭固集人连左右南北都分不清楚，我们实在是分不清楚什么左派和右派;我们只知道，哪是对的，哪是错的;哪是在理的，哪是不在理的;或者说，哪是香的，哪是臭的，哪是黑的，哪是白的!

还有香臭黑白都分不清楚的人?不但有，而且有很多;不但庄稼汉里边有，体面人中间也大有人在。

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郭固集著名的民间理论家“傻美妞”如此理解：老左就是老别筋，认死理儿，喜欢瞎叫唤，啥事也办不成;老右就是见风使舵，八面玲珑，从来不唱高调，不吭不哈，但啥事都能办成。“傻美妞”并且进一步总结：做人要既不左也不右，老左别筋，别得头晕;老右有本事，但孬孬儿。做人要做中庸的人，做中间派。

有乡亲不以为然：你这个说法啊，听着高深，其实不准，你说说，周老师属于老左还是老右?

“傻美妞”一时语塞，半天才吭哧着说：周老师既左也右，既右也左;不左不右，不右不左;左左右右，右右左左，不好分呀!

乡亲哈哈大笑：傻美妞，你这不是瞎扯淡吗?

其实，左左右右的确很扯淡。过去那些为了左左右右而文攻武卫、武攻武卫的的“老小将”很扯淡，今天网络上那些为了右右左左而唇枪舌剑、约架约掐的“小小将”更扯淡。

周红燃乡亲头上戴着一顶“右派”的高帽子，但在郭固集乡亲看来，周红燃乡亲既非老左，也非老右，周红燃乡亲只是我们的乡亲，老左老右都不是红燃乡亲本人，都是城里那些“孬家”“混家”强扣到他头上的花花帽子。郭固集人只知道，周红燃乡亲是一个说真话的人，一个有良心的人，一个真人，一个好人。

乡村故事汇总精选总结 3

乡村生活，多姿多彩。

周六，爸爸开车送我们回乡下。停了车，奶奶刚把门打开，我和哥哥就冲进屋里，把装作业的袋子一放，就去看电视。乡下的家里也装了信号，还可以搜索想看的电视。

看了一会儿电视，我们就到外面去玩。我和哥哥来到田里，稻谷已经收了，可以在田中奔跑了。跑着跑着，我速度就慢下来了，我想起以前我和哥哥还有金毛在田里玩耍的欢乐时光。金毛是一条狗，是外婆送给我们的。因为他所有的毛全是金色的，所以我们就叫它金毛了。我记得那时候，哥哥蒙住金毛的眼睛，我就躺在田里面，黄色的稻草把我遮盖起来，可是金毛还是很容易就找到了我。可是现在，我找金毛的话怎么也找不到。

田的前面有一条河，而且比较宽。河的上面有一座桥，河里有小虾，还有小鱼。我和哥哥每人拿着一个一次性杯子。我想抓小鱼，可是它们太机灵了，只能抓得到小虾。我抓了两条小虾，到后面我又把他们给放到水里了。后来我就后悔了，因为我什么也没抓住了。我开始没耐心了，直接跑回家生闷气去了。哥哥见我回家了，于是也跑回去了。早知道就不把那两只小虾给放掉了，至少也是抓到了点东西的。

回到家，我边生闷气边写作业，结果我写着写着就睡着了，还是哥哥喊我吃饭，我才醒来的，不然我到吃饭都很有可能还在睡觉。

这个就是我多姿多彩的乡村生活，那你的又是哪样的呢?

乡村故事汇总精选总结 4

虽然读的是师范大学，最难忘的却不是漂亮师姐师妹，而是暑期“三下乡”活动。一段整整25天的时光，跟一群三年级的孩子“厮混”在一起。

三年级的孩子，大抵都是九岁或十岁样子。这个年龄，已经超脱了所谓“匪(意指调皮捣蛋)”的阶段，开始能够理解家人、理解朋友和身边的人。而也开始逐渐拥有自己的想法和梦想。

其中一个孩子，名叫卫辉。故南小学的老校长，希望我能够重点关注一下。因为孩子父亲在他未记事时，就去世了。母亲独自带着小卫辉过，很不容易。

卫辉很懂事，学习也用心。但成绩属于中等偏上。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暑假“三下乡”中的支教活动，故南小学属于重点小学，那种光靠死记硬背、仅有书本知识的学习方法得来的成绩，已经无法挤于学习最好的前5名佼佼者之列。

我发现，试卷和平时教学观察表现，是综合一个孩子书本知识、课外阅读、电视节目观看、电脑上网学习和外出旅游、家人谈论、课外参加培训学习等的综合后的体现。这种体现，尤其是在开口说话、写作和知识面上，拉开了巨大的差距。

简而言之，就是家境越好的孩子，占据了综合成绩前5的位置。家境差的孩子，最努力最聪明好动的，也仅仅是第6到第10名。

而且，最为严重的是，除去几个特别勤奋的农家子女(在一个班35人的普遍情况下，这样的孩子，有5-8个左右)外，全班成绩，明显呈现出从家境好到坏为序，呈现出成绩也由好到差的表现。而综合成绩倒数5名，均为家境最差的几个。

家境的好坏，按照老校长的说法：只能够保证把孩子送到学校，参加正常的上学外，再无其他任何课外学习的，就是家境差的;除了保证孩子正常的学校学习，还能够拥有课外阅读、电视电脑学习、旅游、家人辅导或参加课外学习班等的，就是家境好的。

当然，老校长的说法，可能忽略了那些就算有能力财力，也不注重孩子教育的。但这个毕竟是极少的特殊情况。这样的，我所支教的班里，确实还有一个，但这个孩子的学习成绩为中等，基本上小学三年，成绩都是18-20左右。所以，其实他的因素，对整个情况，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于是，在后来的教学中。我上课的时候，也就有意无意多叫卫辉回答问题，或者来协助教学工作。

卫辉果然积极性高了起来，在几次的口头作文和数字游戏中，都有出色的进步。10天下来，他已经突破了第6名的限制，进入到第3的位置。但却始终无法赶上第一名的一位小女孩和第二名的一个小男孩。

这两位，年龄上比卫辉还小两个月。经过我的了解，这两个孩子的家庭，在村里300多户人家中，是属于最富有的10户人家中的两户。两个孩子平时经常随父母外出旅游，并且阅读量很大，也很杂，而且早在一年级的时候，父母就为其配备了上网电脑。

知识量和经历储备，决定了最终的综合能力和综合学习成绩。这亦然已经从孩子们这里，得到了验证。

在支教进行到第15天的时候，我已经和小朋友们非常熟悉和亲密，尤其是卫辉，更是关照对象。

记得是一个周五下午，卫辉午休后来找我，准备一起到教室。在我和他准备出宿舍门时，卫辉像是鼓足了很大的勇气，突然问我，“董老师，你能把你喝水的那个杯子送给我吗?我特别喜欢，特别想有这样一个杯子。”

我听了后，觉得有点吃惊。那是“三下乡”的标配之一，用来喝水的杯子。我去上课时，接一杯水放在讲台上，口渴时用来喝。

当时觉得那个杯子很好看，全不锈钢的，军装绿色，上边印着红的学校团委全称，还有校徽。也本来想着，等支教结束，就把它当作纪念放起来。想不到的是，卫辉提出了这个要求。

我记得，孩子们上午8点上课，11：45下课回家;下午14：30上课，17：00下课，真不记得他们会带水、喝水。而且，家访的时候，他们喝水，不是普通的玻璃杯，就是直接用碗，说是用碗开水凉得快。

我不清楚卫辉怎么会突然有这样一个希望。但我略一思考，还是拒绝了他，“卫辉，老师要用它带水到课堂上去喝，如果给了你，就没杯子带水了。”略顿一顿，我又补充到，“你看，这个杯子，印的我们学校名，而且是专门针对这次支教的，它对老师很有纪念意义。说实话，老师舍不得。”

卫辉没有再坚持，但肯定会有些低落。

后来，我送了他几本适合学生阅读的读物，他就又高兴了起来。

如今，那次支教，已经结束11年了。支教结束后，因为当时电话和手机基本上没有普及率。打电话，基本上还是到村子里的小卖部或者话吧里打。跟孩子们和校方，都不再联系。老校长，估计也退休好几年了。

但这件事情，却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发生后三年内，我实在没觉得什么。还觉得自己处理得挺好的。但三年后，一直到今天，我实在是后悔：拥有那个杯子，对当时的我和现在的我，都只是小小的愿望;但对那时的那个孩子，却是大大的希望和梦想。

或许，他曾在商店里，看着那个昂贵的漂亮杯子，几次望洋兴叹。因为，他是穷人的孩子。而一个几十元的杯子，在当时的他来看，实在是太贵了。

现在再想来，我觉得自己好蠢。一个杯子，该送给这个可爱的孩子的。

不过，聊以自慰的是。我相信：这个孩子的这个希望和其他希望，现在，一定全都实现了。

我记得，今年他21了。他应试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祝他一生安康，也祝他孤独的母亲，快乐幸福。

乡村故事汇总精选总结 5

我拿了把磨得瓦蓝的镰刀去割麦的时候，母亲再三叮嘱我戴上顶草帽。她说，外面日头毒，当心晒黑了脸，回城见不得人。母亲说这话已有二十多年，而今，那顶温暖的草帽就摆放在我书房显著的位置。

几次搬家，破旧得有点文物模样的草帽都差点遭了厄运。我实在舍不得抛弃它，上面散发出淡淡的泥土气息，这常常让我想起那些活跃在乡间会说话的农具。

我扶着犁子翻过地，站在耙上挥着马鞭碎过土，拉着耩子播过种，扛着铁锄清过草，拿着镰刀割过麦，举起木锨扬过场。其间，那顶草帽总戴在头上，为我遮过阳挡过雨，让我燃起生活的希望。

在所有的农具中，我尤为喜欢锄头。庄稼萌芽后钻出泥土，各种娇嫩的草芽也随之而出。这时，沿着整畦的田垄，非得锄上一遍不可。锄草的最佳时机，不在日初出苍苍凉凉的清晨，不在暮气渐起、暑热已退的傍晚，而在热如探汤的正午，个中缘由可想而知。夏季雨水勤，杂草长势快，一季庄稼要锄上三五遍方可。锄地非等闲，既要斩草除根，又要呵护庄稼，实在是马虎不得。

摸着木质的滑润的锄把，看着枣木或松木把上的一圈又一圈的纹路，向往着收获时的甜美，锄地时自然格外用心。其实，锄地就是和大地交流情感，向庄稼倾诉衷肠，哪里还会觉得辛苦和劳累?

父亲是个手艺娴熟的木匠，那些个斧头、锯子、锛和墨斗在他手里灵性十足，旋转如飞，就像高明的算盘师拨弄冰糖葫芦般的算珠一样，他也、俨然成了木工王国里的艺术家。他又是庄稼地里的好把式。叉筢扫帚扬场锨，碌碡簸箕使牛鞭，筛子抬筐麻袋囤，犁耧锄头和扁担，他把玩到了一种神妙的极致。

脑海深处经常浮现出父亲的身影，每当此时，心里总感到酸涩、凄楚。父亲心疼刚到手的小黄牛，套上它拉耩子耩地，同时也让我陪着拉。内心怨气炽盛，我就故意将绳子拉得有气无力。这是扬着鞭子站在身后的父亲总要吆喝两声，似乎不像赶牛，而是在鞭策我。这一幕至今我还铭刻在心，往事历历，思之令人悲哽。生活中，每当我醉心于安逸、企图偷懒时，严厉的父亲似乎又站在身后，这让我顿时警醒起来，掸掸思想上的尘土，继续沿着那条布满荆棘的人生之路前行。

年少时喜欢坐在打麦场边，悠闲地，自在地，看老水牛拉着碌碡辗轧金灿灿的麦子，泛起圈圈涟漪;看年壮的小伙子飞起木锨将麦子扬向半空，麦粒和麦芒天女散花般飞落而下;看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嘁嘁喳喳地用簸箕将成堆的麦子装入麻袋，然后码放在麦场的中央。喝着刚从竹扫帚上摘下的竹叶泡成的清茶，嗅闻着空中的阳光和场院里麦子散发出来的缕缕清香，那份惬意、舒畅是躲在书房里永远也享受不到的滋味。

暮色四起，疲累了一天的人们开始坐着月影下听乡戏，那是乡村的一场盛宴。母亲看大家吃过饭，赶紧收拾碗筷，随后端起纺车喊上我就向戏场走去。密密匝匝的人群，喧喧嚷嚷，只等那二胡、三弦儿一拉，简板一敲，全都立马鸦雀无声，静得掉根针儿也听得清。说书的一张嘴，母亲的纺车也便飞速旋转起来。说实话，《三侠五义》啊，《说岳全传》啊，《三国传奇》啊，这些曲文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纺车优美的旋律反而让我迷醉不已，常常那嘤嘤成韵的乡音将我带入甜美的梦乡。

曲终人散，在享受和惬意中人们各自走开。母亲总是最后一个离场，为的是叫醒正在梦中贪玩的儿子。夜阑人静，月明星稀，母亲端着纺车走在前边，我则磕磕绊绊地跟在身后。远处传来了村北老杨家石磨磨面的丁丁声……

我是乡村的流浪者，与那些温暖的农具有着不可割舍的情感。它们见证了我的成长，带给我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在那些会说话的农具身上，我看到了高贵。它们朴实无华，质拙忠诚，不炫耀，不张场，不浮华，不做作，默默而又执着地守候在乡间。你说，立于天地间的我们，做把镰刀，做只锄头，哪怕做顶遮风挡雨的草帽，不都能实现人生的价值吗?

离乡愈久，思乡愈切。思念那些温暖而又会说话的农具，怀思那些堂堂正正的父老乡亲。下定快心，明天一早，戴上草帽，怀揣着一颗赤诚的心，回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