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收复新疆有何历史作用经典大全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 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 ，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等人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左宗棠的历史活动，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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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工业的兴办，促成了民用企业的兴起。左宗棠兴办的兰州织呢局，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毛纺织工厂， 其产品既供军用，也投向市场。因原料、水源、管理、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制约，织呢局仅维持三年便告停办，其中左宗棠筹划不详，也有一定责任。尽管如此，这仍不失为一项创举，并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此外，左宗棠在西北还尝试使用机器治理泾河、勘探并开采矿藏，以及招商兴办乌鲁木齐铁厂等等。

两江任上，左宗棠除了支持和发展金陵制造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原有洋务事业外，还支持由商人集资兴办近代工矿企业，包括徐州利国驿煤铁矿、安徽池州煤铁局等，并架设沿长江的陆路电报线，此外还对西方商人在上海开设纺织厂以及购买土地等行为加以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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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左宗棠认为自造新式枪炮并非难事，兴办洋务的关键在于“整理水师”;关于水师用船，他力排雇船和买船的议论，主张自造。经过左宗棠的声请，设厂造船的建议得到清廷批准。此后，左宗棠立即投入船政局的筹建中，尽管中途奉调陕甘，仍抓紧进行人事、购机、筹款、制订船政章程、艺局章程、购买局厂地基、挑选驾船人才等事宜的落实，确保了福州船政局的设立。

左宗棠筹划设立福州船政局，被池仲祜(一作池仲祐)、陈绍宽等人评价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  船政局所辖船厂，经左宗棠所推荐的沈葆桢的经营，成为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机器造船工厂，  也是一座设备比较完备的造船工厂， 其造船水平虽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但毕竟实现了中国近代造船业从无到有的跨越。船政局所附设的船政学堂，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造就了中国第一代轮船制造和驾驶人才，并从学员中产生了近代中国第一届官派赴欧洲的留学生。继马尾船政学堂后，专习“西艺”的洋务军事学堂纷纷在各地创立，它们基本是仿行左宗棠为船政学堂拟定的章程，到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才在模仿的同时有所突破;   但是，天津水师学堂所用吴赞诚、严复，仍与福州船政密切相关。

在西北任上，左宗棠仍致力于军事工业的兴办。他先设置西安机器局，后改兰州机器局。后者以精通西洋枪炮制作的记名提督赖长为该局总办，主要生产枪炮及其弹药，  兼制开河、凿井、织呢和水龙等机器，实为军、民两用的近代工业。此外，左宗棠还在新疆阿克苏设制造局，在兰州和库车均设火药局。这些机器局、火药局，不仅直接生产军火，而且起到机器母厂的作用，开中国西北近代工业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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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一生功业，始自戎马。鉴于清朝八旗、绿营兵业已腐朽、失去战斗力的状况，左宗棠提出了仿效戚继光“束伍”之法编练军队的主张，这与曾国藩等人的见解相合，由此推动了湘军的建立。 [110-111] 左宗棠将“练兵”视为治军的关键，其中除加强军事技术的训练外，还要对官兵进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方面的训导。左宗棠也强调纪律的重要性，在西北用兵时曾强调“临阵外不准滥杀，不准奸淫妇女、搜抢财物、烧毁粮食”等，明知故犯者军法从事。他还注重对将士勤苦耐苦作风的培养，能够自觉地与将士同甘共苦，且以身作则，诚以待下，廉以率属，从而鼓励了士气，使整军经武得以可靠的保证。

在临敌用兵时，左宗棠所坚持的原则在于“慎”字：在制定指导战争全局的战略计划时，要清晰掌握“军情、贼势、地形”等方面的信息，通盘筹划，较为准确地确定重点打击目标;在进行战争的战略策略上，要注重“布置后路”和加强后勤保障，以便前线部队层层推进、稳扎稳打;反对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急于出兵，主张“缓进急战”，以“缓进”为速战速决创造必要的条件。作为统帅，左宗棠改变了作为将领时事必躬亲的态度，主要对战略计划和策略予以确定，并对进兵战术提出建议，而把战役的指挥权和战略、战术的具体实施交给前敌将领负责，避免遥制，从而充分发挥前敌将领的才能。此外，他还讲求阵法，并善于采取“分道进捣”(即分进合击)的战术方法，等等。

在国防观上，左宗棠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在海防上，他尤其重视以新式轮船取代老式战船，以顺应海防近代化的潮流;他也一贯主张在海防建设中须统一指挥权，由此促成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成立;他还提倡在海防建设中兵民联合御敌，倡办“渔团”，这都丰富了近代中国的海防思想，也推进了中国近代的海防建设。在海防与塞防的关系问题上，左宗棠也于1875年(光绪元年)的讨论中给出了合理的意见，即：“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在塞防上，左宗棠除坚持国家领土“尺寸不可让人”的原则外，尤其看重新疆的战略位置，并把“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以及“筹饷”、“筹粮”、“筹转运”，视为规复新疆以重塞防的可靠保证。

凭借其军事才能，左宗棠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陕甘回变乃至收复新疆等的历史事件中，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以收复新疆之战为例，左宗棠不仅在政治上有力地粉碎了英、俄两国的政治阴谋，在政策上采取了有利于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对敌的方针，在物质供应上解决了“兵、饷、粮、运”四大困难;而且在军事指导上，也十分出色。除了制订“先北后南”的正确的战略部署外，他还巧妙地运用了“缓进速战”的原则。在左宗棠用兵新疆的三年中，真正作战的时间不过四个多月，其他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物质准备，选择战机，对敌人的动态进行周密的研究和计算。学者孙占元评价说：左宗棠的用兵，的确达到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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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意义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粉碎了英、俄勾结阿古柏侵占新疆的企图，维护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清军在战争中展现出的实力，成为清王朝通过谈判收回伊犁的一个因素; 战争的胜利，也为在新疆设立行省，打下了基础。

经济社会

收复新疆后，左宗棠、刘锦棠均重视新疆经济的重振，尤其重视水利、交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伴随着清军收复新疆之战的展开，以杨柳青镇人为代表的天津商人以"赶大营"(即随军赶路并从事商业活动)的形式来到新疆，后逐渐在新疆形成以迪化为中心的天津商帮，在促进新疆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作用。

民族迁移

1877年(光绪三年)至1884年(光绪十年)，即清军收复新疆之战的过程中及此后伊犁谈判和西北勘界时，有几批陕甘回民(其主体为加入阿古柏方、对清军作战的陕甘回民军余部)由中国新疆伊犁和喀什迁入俄罗斯七河省，形成所谓的“东干族”(其语言也被称为“东干语” );此外，过境入俄的还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共十几万人。 直到1990年陕西师大教授王国杰在乌兹别克斯坦第一次回访到一名东干老人时，还被问及：“左宗棠的人还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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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收复新疆之战，消灭了阿古柏政权，收复了除伊犁外的新疆大部分地区。 引阿古柏进入新疆的金相印父子和追随阿古柏的余小虎、马元均被处死，阿古柏、白彦虎手下的大小头目共1166人亦均“讯明正法” 。阿古柏的多名后裔亦被清军俘获。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中，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及白彦虎退入俄国境内， 成为漏网之鱼，此后还曾多次侵入新疆进行劫掠，但均被清军击败。